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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祥云县大波那墓地揭秘_[#第一枪]

发布时间:2021-06-07 11:41:52 阅读: 来源:豆浆机厂家

有这样一个地方,它是交通咽喉,拥有滇西最广袤的坝子,列居云南十大坝子之一。它的历史源远流长,其名颇有几分来历。话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发动巴、蜀的军队击败了滇东北的劳浸、靡莫,滇王投降。因汉武帝梦见彩云南现,因此该地取名为云南县,直到民国以云南命省名,此县才改为祥云。祥云坝子的北端有个名叫大波那的地方,白族语言称为“岛勃弄”,岛勃意为大脑壳即大首领,弄是所在之地。如果翻开史料,不难发现,“勃弄”竟然数次出现于《蛮书》等史籍之中。1964年,此地发现了国内最大的铜棺,一时引起学界轰动,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“大脑壳”之墓,一时间众说纷纭,甚至不少人将其与1956年在云南晋宁出土的“滇王之印”联系起来,难道铜棺中的“大脑壳”就是滇王?半个世纪前的考古发掘虽然有惊喜发现,但留存的信息相对较少。

2014年7月,考古工作者再次对大波那墓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。随着发掘,历史迷雾渐渐淡去的同时,考古队员发现又有更多的重重谜题在前方等待。巨大的棺椁在没有机械的年代是如何运送的?这片墓葬群与铜棺主人是何关系?时光的隧道中究竟还掩埋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?

巨大的墓葬 匪夷所思的谜题

此次发掘的墓葬,保存有较为完好的棺椁,其墓葬形制极具特色,尤其是墓葬形体之巨大,在云南极为少见。除了出土一把珍贵的木制弓箭、大量陶器外,还出土了不少随葬青铜器,其中尤以铜杖首、铜剑、铜卷经杆最为精美,带柄铜钺则具有重要价值,“有木柄的铜钺很罕见,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其组合方式。”说到铜钺,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部主任朱忠华显得十分兴奋。

在众墓葬中,一具木棺显得格外特殊,棺木似乎是一块巨大的整木剖空一部分,造型与四川的船棺有些相似,但又不尽相同。考古队员仔细研判,这座棺木是如何开启的,因为一边有一半有剖开的痕迹,另一半却是严丝合缝,“我们用了5吨的葫芦吊才吊起来,估计棺木实际重量有3吨左右。”就连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闵锐也觉得好奇,古代没有机械,这么重的棺木是如何从远处运至墓地,又如何置于坑中。

另一座巨大的墓葬,也显得异常神秘,当编号15的墓葬出现4块巨大的盖板时,考古队员都兴奋起来,这俨然与上世纪60年代出土铜棺的墓葬规格一样,都是4块盖板,那么有没有可能,在这座墓葬里发现第二个铜棺?

最终的答案有些匪夷所思,据考古人员介绍,没有发现铜棺,只在填土里发现了几个残缺的陶器,棺木比较散乱,但是以单块木板来说却又非常规整,4个木板之间尺寸非常均匀,还有卡槽。类似的墓葬有两座,没有相匹配的随葬品,或是因为迁葬。“也许是因为墓主人出现了什么意外,没有来得及用这个墓葬,而其他人又不具备相应的资格来享用此墓葬。”闵锐说。

二次合葬墓 均是年轻的墓主人

位于整个探方最东南的一座墓葬里,一名考古队员发现埋藏于土下的一块深褐色块状物,“难道是人骨?”考古队员心里揣测,但又不敢肯定,因为在此之前,墓葬中对于人骨的发现几乎停留在几颗牙齿和残碎的骨头片中,千年的侵蚀,骨头几乎难觅。当清理继续进行,发现了很多人骨后,考古人员惊喜万分。他们初步判断,这些巨大的墓葬群为二次合葬墓。

实际上,距离大波那直线距离几公里外的检村也曾发现二次合葬墓,两个墓葬群无论是葬俗还是随葬品都十分相似,然而检村等地区都用的是石棺,几公里之隔的大波那为何要用中原流行的竖穴土坑木棺木椁?

“两者文化面貌差不多,但是一个用石棺,一个用木棺,显然用木棺的要复杂得多,耗费的劳动力、资源更多。”闵锐说,从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,这一遗址中存在很多文化因素,“双耳罐是北方的,我们之前发掘的遗址是干栏式建筑,这又是典型的南方文化,木棺在南北方都很普遍,但是这样巨大的规模却很少。”

根据对现存的人骨鉴定后判断,墓主人年龄多在20岁到25岁之间。什么情况造成如此多的年轻人死亡?战争还是疾病?“这些大量的合葬人骨并非因为战争或者疾病导致的,反映的是二次迁葬习俗,通过迁葬把不同时段死亡的人的骨骸合葬在一起。”朱忠华解释道,这些合葬在一起的人应该具有比较密切的血缘关系,之所以要合葬在一起,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,宗族观念是极为强盛的。

墓主或为铜棺主人的族人

可以肯定的是,此次发掘的墓地与铜棺主人有密切关系,“应该是一个族群,铜棺主人级别要比这个墓地高一等。”闵锐说,此墓群的主人可能是铜棺的族人,“可能是他的兄弟一类的族人。”

那么他们是何族群?事实上,自铜棺出土几十年来,关于这一学术讨论从未中断过。知名考古学者童恩正也对大波那墓地主人的族属进行了研究,认为这里属于靡莫之属(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名。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:“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, 滇最大。”); 云南考古学者李昆声认为,这里属于“昆明人”。当地学者认为,铜棺主人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之印属于一个族群,铜棺主人就是滇王。

此次考古发掘,是否能解答这个疑惑呢?

“关于族属的问题还是有些困惑,现在还很难说属于哪个族群。”闵锐介绍,出土滇王之印的滇池周边文化与滇西文化还是有很大区别。“比如滇池周边是一字格剑,滇西则是山字格剑。滇池区域发现贮备器,而滇西从未发现。”

昆明族一说似乎也不十分确定。司马迁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:“其外西自同师以东,北至楪榆,名为巂、昆明,皆编发,随畜迁徙,毋常处,毋君长,地方可数千里。” 即昆明族是游牧民族,编发,而且没有君长。“但是大波那铜棺出土权杖,这肯定是有君王的,否则谁会用铜棺下葬?”闵锐说。

此次出土的随葬品中,也发现了杖首,“是鸟的形象,说明这个部族可能有鸟崇拜。”朱忠华说,此外,随葬品中出土了锄头和纺轮,说明有农业和纺织业。

“从考古发掘来看,墓主人应该是一支强大的族群。”闵锐进一步解释,大波那高规格的墓葬群,说明其实力强大,并设有君长,且其青铜文化对东边也有影响,“在这一片区域发现的曲刃矛,在万家坝也有发现,说明它对周边文化有影响,当然也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。”

尽管此次发掘已经结束,一些谜题还未解开,然而可以确定的是,2000多年来,大波那一直续写着传奇,“这是一个有文化积淀的地方,大波那的遗存要比太和城早,它积淀的实力为日后的南诏兴起和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”闵锐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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